五百年來誰著史，八萬里路展風流——中国的经济学革命就要来了（三）钱宏（无党派人士）五、三大经济形态新格局生态统领的共生新思维，在经济领域的指向，就是人类生产方式、交换方式、生活方式的改变。中国上层精英的时代病，就是号召别人该如何如何做——还是代圣人立言教化万民的老套路！结果，一方面是越喊创新就越出不来创新；另一方面，民间有各种各样的创新乃至重大原始创新却怎么也过不了精英认可的主流意识形态“审批程序”——创新首先是经济形态价值标准的创新！当局内人，还在围着城市化、国际化、市场化、信息化调整“城乡结构”、“所有制结构”、“比较优势结构”和“物流智能结构”作产业结构规划转圈圈，又摆脱不掉“市场自由与政府管控世纪钟摆”的周期性危机，在为“市场多一点还是政府多一点”纠结，在为“是需求侧还是供给侧”引经据典调查研究时，中国和美国的“局边人”们，早已针对中美各自的问题——中国存在“城市病”、“乡村败落”和美国存在“城市空心化衰败”及其一系列关连问题——开始用脚呼唤和发动另一场既非“市场经济”又非“政府经济”的经济实践，这就是有点类似上世纪70年代韩国“工农业均衡发展”的“新村运动”，却又赋予新文明新经济形态意义的美国“新经济运动”和中国的“社会企业运动”、“新乡建运动”和“共生思潮”。美国“新经济运动”和中国的“社会企业运动”、“新乡建运动”和“共生思潮”，虽然目前都远非主流，而且，既不同于城市化发展“小城镇派”和“特大城市派”，也不同于网络化“城市群联通派”和“PPP广义智慧城市派”的政策思路，而具有了真正“新经济形态”意义，很可能是人类走向“趋零边际成本共生社会”一个方向（参看钱宏：《谈谈社区、市场、政府全息经济形态的哲学品位——兼谈哲学对象的划时代转换》，2015.09.03）。对于此，共生经济学（Symbiosinomics）结合包括“局内人”的政策思路和生态布局，从结构和功能上着重指出以下几点：1、超越后工业社会：推动生態文明成长、扶持乡村文明复兴a、中国确实存在城市化过程中“乡村文明败落”和“城市病”的问题，而美国照样也有后工业社会带来的城市空心化的“社区生活衰败”的问题，中美这一共同问题的交集，必须找到具有新文明形态意义的方法路径，才能加以解决；b、共生思维驱动创新，推动生態文明成长、扶持乡村文明复兴。2、政府积极、主动扶持社会建设、社区建设（亟需制定《乡村-社区建设法》）： a、政府和大型企业，哪怕是为了自身利益，也必须在政策、技术、资金上积极主动扶持社会建设、社区建设、乡村建设；b、但社会建设、社区建设、乡村建设的本质，是发挥公民自组织、社会自组织力，即“众筹”之事。不是让街道办事处和乡镇村委搞形式主义“新街道”、“新农村”。所谓众筹之“筹”，即可持续使用的计算器具，引申为众人将各自拥有的看家本事、本钱、资本聚集起来，自然、自由、自在地形成新的生产、生活、生態通约。故而“全民创业，万众创新”不是梦。c、但是，“全民创业，万众创新”的组织形式，它们是以“休养生息最惠化”为目的涉及千家万户遍布城乡各社区的，为国家稳定和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健康发展提供日常物质生活、精神生活所需和后续人力保障的“社会企业”、“家庭企业”以及现在半死不活的“养老养生医疗幼教企业”、融资难的“小微企业”，以及各种互联网“社群经济”、“开源社区”、“乐活经济”、“情怀经济”等等，也应和“社会企业”、“家庭企业”、“农工商合作社”，都属于“社区经济”范畴。3、共生经济学（Symbiosinomics）ABC，走出“市场自由与政府操控的世纪钟摆周期律”，建立三大经济形態并行不悖“相互作用、共襄生成”的新格局：a、“有效用边际”的市场经济（资本利润最大化）；b、“有绝对边界”的政府经济（公共产品最优化）；c、“零边际成本”的社区经济（休养生息最惠化）。三大经济体系相互作用、相互补充、相互流动，共襄生成一个国家或区域乃至全世界全球经济社会共生场。这里要特别说说“社区经济”。第一，社区经济既不以“资本利润最大化”目标，更非以“公共产品最大化”为存在，但却是承载“市场经济”和“政府经济”大型船队和航空母舰编队的汪洋大海！是的，过去列宁有句话，叫“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而且，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苏联式现代化“资本积累”路线主导下，中国五六十年代对乡村居民进行了一场敲骨吸髓式毁灭性剥夺。中国小生产的汪洋大海，到1978年几乎完全干涸。可是，三十年前从安徽的小岗村的包产到户，到广东、福建沿海、苏南地区的“乡镇企业一枝花”，从上世纪八十年中国改革开放的经验，到2008年金融风暴试卷全球时中国城乡居民的稳定情绪，事实早已回答了：谁说现代社会化大生产的航空母舰编队，不需要“小生产的汪洋大海”?第二，社区经济承载着民生之本，市场经济体现着民权之基，政府经济代表着民族之躯，生态统领，共生为魂，呈现出一个国家机体政治经济文化生态的健康态势。因此，我们的经济政策，特别是产业政策、产权政策、产品政策、金融政策、税收政策、能源政策、资源分配政策，也应当相应地体现这一健康态势。政府经济、市场经济好说，中外都有许多现有的成熟政策，问题在于，当我们创造性地提出并对社区经济作出与政府经济、市场经济同等重要，甚至更为根本的定位时，三大经济形态的关系如何互联、互补、互动？首先，一个国家无论官民，都不能没有充分满足“生产-交换-生活”之需的资本，这一需要主要由“有效用边际”的市场经济提供，所以今后，凡是市场经济范畴的企业，目的就是追求资本利润最大化，基本不承担生产经营之外的社会职能，至于市场经济企业是独次私营企业，还是股份制、混合所有制企业（如由国企改革转变而来的市场经济企业），则可视具体情况而定（但有一条必须明确，那些成立于上世纪五六年代七八十年代实际靠榨取农民血汗积累和工人剩余价值基础上建立的国企，若要转变职能为市场经济型企业，必须善待全体企业员工，绝对不能再搞片面复制MBO那一套，即把一线员工作为“不良资产”下岗后剩下管理层搞经营者私人持股），其考核参量是货币增值与资源生产力之比。其次，不能没有充分满足“生产-交换-生活”之需的社会服务，这包括健康合法的商营环境及公共物品，这一需要显然由“有绝对边界”的政府经济提供，而且，在这个意义上，并不排除“集中力量办大事”的顶层设计（建跨海、跨壑、跨国大桥、隧道、高铁、高速公路）。所以，凡是政府经济范畴的企业，包括现行国企和政府委托托管的企业，目的也很明确，就是谋求提供公共产品最优化，特别是涉及国民教育、医疗、医药、水电、电讯、“公路”、媒体、空气、国土、金融、军工、情治服务行业企业，基本不承担资本最大化增值的经济职能，如果需要承担资本最大化增值的经济职能，悉将转变为市场经济企业（这要成为“国企改革”的方向和标准），其考核参量主要是社会效益与资源生产力之比。最后，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居民，不能没有充分满足“生产-交换-生活”之需的创业、创新活动平台，这一需要就是由“零边际成本”的社区经济提供，所以，凡是社区经济范畴的企业，包括各种类型的社会企业、家庭企业、各种修身养生养性的培训企业，目的更加清晰，就是提供最惠化的休养生息方式，既不承担资本利润最大化的经济职能，也不承担公共产品最优化的社会职能，其考核参量也就相对宽泛，主要是货币保值与资源生产力之比，社会企业成员创业、创新力度，家庭企业还要评估其人类自身生产（包括养育、教育）的得法程度。三大经济形态的互动关系是这样的，首先，由于“零边际成本”的社区经济提供了一个国家居民安居乐业休养生息之需，也就为市场经济与政府经济营造了最稳定的社会商营环境和政治官运环境，同时，又为市场与政府提供着基本人力资源、熟练工人、创意人才，因此，国家政策对其应当有诸多优惠倾斜，比如一个社会企业或家庭企业，年收入在一定范围以内税收全免，而其达到多大规模、效益，则不再享有这样的政策优惠，达到多大规模、效益后，就可以转为市场经济范畴的企业，甚至可能由于其创新成果的特殊性，转为政府经济范畴的企业。其次，“有效用边际”的市场经济范畴的企业，可能由于某种原因效益、规模下降，到一定程度，同时依然承担多少员工的就业，在国家政策上也可以设置“退出机制”（这同破产完全不同），归入社区经济范畴的企业（包括一拆几化整体为零小），享受其他社区经济企业同等优惠待遇，这同样起到保持就业稳定社会生活的作用，而某些企业或因为经营好，或因为产业政策调整，或因为重大创新和发现，也可以转为政府经济范畴的企业。最后，“有绝对边界”的政府经济范畴的企业，或由于创新，或由于吸引更大投资，或由于宏观经济结构调整，国家政策也可以允许转为“有效用边界”的市场经济范畴的企业，或出于扶持（包括精准扶贫）的目的，也可以化整为零，倾斜转为某地区城乡的“零边际成本”的社区经济范畴的企业。刘鹤先生曾在介绍《大国的兴衰》一书时，说了一句将可能成为经典的话：“创新是高于一般经济道理的大道理”！基于此，他对什么是新经济？提出三个标准：第一，是结构性，不是微观的、局部的、具体的某一种产品，不能是周期性的；第二，必须有利于解决就业问题，能够促进就业，否则，视其为新的经济增长点是不妥的；第三，有利于建立国内市场体系，能够加快国企改革。以此观之，共生经济学提出的社区经济、市场经济与政府经济三大经济形态相互作用共襄生成新经济格局，完全满足“刘鹤三标准”，且在结构功能上远远溢出，比如以往让改革者苦恼甚至望却步的“公有制或私有制”、“民进国退或国进民退”、“上热下冷或下热上冷”、“法权操纵与资本垄断”等“两张皮”问题，都将消解于三大经济形态“相互作用、共襄生成”的政策、法制实践之中。巿场、社区、政府三大经济形态的划分，目的是让赚钱的一心赚钱，生活的安心生活，服务的尽心服务??这也相应满足了新古典综合、马克思公平、熊彼得创新、“降低税率扩大税基”的拉弗曲线和“可以让一部分人富起来，多数人也不会受压更穷”的帕累托改进要求。巿场、社区、政府三大经济形态的划分，不仅真正激活了公民自组织、社会自组织、政府自组织三大自组织力相互作用共襄生成“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共生吉祥”的新经济、新政治、新生活。而且，超越了片面的“比较优势”、偷猎式选择复制的“后发优势”理论、头重脚轻的“集中力量办大事”、上热下冷的“顶层设计”……诸般党同伐，顺势也把精英政治从“吃力不讨好”事必亲躬、言必己出、行必己令却“按下葫芦浮起瓢”的尴尬境地解放出来而回归正常。最后，中国人民呼唤百年牺牲亿万时至今日尚可望不可及的共和宪政，也就顺理成章了。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三大经济形态的划分、构建与互动，是人类经济行为上的一次形态革命，是我们走进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的大势所趋。在这场经济革命中，无分主流、非主流，无分东西南北中左右，无分江湖庙堂农工商，不管是局内人、局边人，还是局外人，都将参与其中各显神通，生克反辅，共襄生成一种人人健康、简约、高尚、富有尊严而可持续幸福的生活方式。六、我只有一个问题！回到本文开头通过“有房产的有产者”进行“二次分配”的话题，其实说了这么多，我只有一个问题。显然，金子再多，钞票再广，是不能直接吃的。知识再多，资讯再广，城市化、市场化、国际化、信息化等“四化”再怎么物联、智联，都需要参与者个人或团队用脑筋消化并诉诸自组织行动。就算“票子能吃”、“资讯能消化”，举国之人，都得“亲自”来，即使出于100%的善意，实事上也不可能大包大揽、越俎代庖、而由谁们全都“代表”了不是吗？！股市、楼市的必要性，原本是为了解决投资不足而拓展生产所需资金短缺问题的一种暂时性金融手段。房产成为资产性收入，也是一种倒果为因的碎片化思维，从社会总需求与总供给的生产-交换链条上看，甚至是一种幻觉。但是，如果生产不是为了交换生活方式，而只是通过“生活资源货币化”，去为资本、资产增值去刺激供给内外需消费，哪怕是“一对一”特定供需，特别是奢侈浪费型消费，股市、楼市的必要性就大大过界了！当生产房子、购买房产成为获得“资产性收入”和追求资本增值的纯粹投资行为时，房子就不是房子，而成为投资者“待变现”的钢筋混凝土媒介物。“待变现”的可能，有一个大假设前提，两个假设中前提和无数的小前提。一个大前提：人是有无限潜力的“理性消费宠物”，城市化、市场化、国际化、信息化能创造无限供给满足“理性消费宠物”的需求动机。两个中前提：一是城市化可以无限扩张市场，吸引包括国际化在内的大容量投资；二是市场化可以造就无限多的消费需求，使大容量的投资快变量增值。于是，拥有城市房产的“有产者”也随之拥有快变量“资产性收入”，那么，低收入人群也由于拥有“房产”而自然有了“资产性收入”。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指出，生产本身有两种，一方面是生活资料即食物、衣服、住房以及为此所必需的工具的生产；另一方面是人类自身的生产，即种的繁衍。所以，无论是生产“人类自身”，还是生产-交换“生活资料”，都不是也不能是以投资和资本增值为目的的“衍生品”。这就是说，民间或政府生产住房，是用来满足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人们获得居住这一生活资料。今日中国，乡村居民的住房不算，各大中小城、镇已建和在建的房子，一说够45亿人住，一说够35亿人住，不管是45亿还是35亿，我只有一个问题：按照现行主流经济学家们的现代化路线图，即使把中国剩下的44％的乡村居民，全部驱赶或利诱化入城镇，将乡村文明消灭了，即使从现在起，全国各地政府再不批准一平方米的住建工程项目，中国有45亿或35亿城镇居民吗？答案的否定性，显而易见，那么，继续鼓励“资产性收入”的楼市、股市政策（包括被股评家叫好的以取消农村户口好事为由的“土地改革”），所为何来？共生经济学（Symbiosinomics）认定的一条底线思维，就是：在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只要不是以自然、社会、家庭（个人）身心灵能量转换的能效与能耗为思维导向，以“生产-交换-生活”为目标，即“让生产回归生活”为价值取向，而继续以国家资本的增值与减值为思维导向，以“供需-投资-进出口”为手段，即以“GDP增长率锦标赛”为价值取向，那么，就必定为法权操纵和资本垄断留下选择性执法的空间，连帕累托改进都将成为事实上的不可能。结果只能是：让有权有钱者安之若素不假，让低收入者成为“有产者”难真！沿着将生活资源货币化“供需-投资-进出口”现行经济学模式理路，不久前，开创了现代管理咨询新纪元的麦肯锡公司，根据他们对中国消费者特征的多年研究，并总结各国在华公司对中国城市逐个管理的工作经验，发现了一种更有效且更合算的管理方法，即麦肯锡城市群（ClusterMap）方法：它不再按照简单的城市层级和地理区域来划分中国城市，而将800多个中国城市划分为22个城市群。每个城市群围绕1到2个中心城市发展。为了确保这种方法是可行并适用的，所有的卫星城距离1个中心城市不超过300公里，并且每个城市群的GDP都超过中国城市总GDP的1%。决定城市群的不只是其收入水平和地理位置，还包括城市之间的经济联系和贸易往来，以及城市中消费者共同的消费态度和偏好。与逐个管理城市的方法相比，用城市分群的方式更能在广阔地域范围内实现销售队伍、分销渠道、供应链以及营销的协同效应，更有实效性和成本效益。同时，比起将中国城市简单分成几个地区的做法，用城市分群的方式能将工作做得更细。尽管城市化、市场化、国际化、信息化等“四化”早已成为政策政策导向，同时是中国进入“消费社会”的标志，但是，中国没有一所大学研究机构或官方智库，以及中国经济50人，能够提出一套象“ClusterMap”这么“理性”的打开中国“供需-投资-进出口”市场的经济增长路线图。然而，ClusterMap的问题也依然在于“待变现”，这个假设的大前提成立吗？人真的是“理性消费宠物”，且有无限消费潜力和需求动机吗？如果这个假设不成立，那么，基于这个假设的“供需-投资-进出口”经济学建模，及其“四化”（城市化、市场化、国际化、信息化）实践载体，就一定会在其创造价值成就的过程中，带来人非人、事非事、物非物的恶果，并且遭遇其自身发展的极限。这就是在市场自由与政府管控的左右摇摆中，让所谓“理性经济人”们，百思不得其解的泡沫化赌徒命运，也是以反“重商主义”为前提，书写《国富论》创建古典经济学的亚当·斯密，作为伦理学家和《道德情操论》作者被后人遗忘，而后继者们将“理性经济人”假设无限建模、设计、张目，一会儿“看不见”、一会儿“看得见”周期性伸手缩手、左右摇摆、前后断裂的悲剧命运！七、中国现代化新路线图生产方式、交换方式的改变，归根到底，是生活方式的改变。因此，“社区经济、市场经济、政府经济”三大经济形态新格局的形成，既有赖于生活方式的改变，也取决于生活方式的改变。我们中国人必须追问：现代化就是以消灭乡村文明为目标的资源货币化集约的城市化（在四化中，城市化又是市场化、国际化、信息化的载体）吗？生活的理想不是“理想的生活”（张闻天，1971），而是要么为了某些个“乌托邦”作牺牲，要么围绕“GDP增长率”转圈子吗？身处多丘陵山水的中国人要过“好日子”，也一定要走这条路吗？是的，过去至今的路数真是如此，这不是明摆着的发生在中国过去数十年的故事吗？！而且，表面上看，中国的城市化率据称已经达到56％了！然而，这只是旷古未有的“铁公基＋房地产”吞金吐银的大工程，而进入这些城市的人们真的有自己的“市民生活”吗？我看答案值得怀疑，而且十分不确定。在城市群匆忙游走着的人们，更多地不过象是这个由“政府、企业、专家合谋”的大工程中的某些情节、断篇，甚至碎片、原子而存在着。包括政府官员在内的他们，是为了资本增值、保值而存在的规划者、投资者、消费者、职业培训者、打工仔、房奴、医奴、子女奴……唯独不是有生命自组织力的有精神情致的活生生的人——无论他们是“黑领”、“金领”，还是“白领”、“蓝领”、“氓流”，现代公共生活的“公民”意识都异常缺乏，几乎完全没有作为精神性存在的社会自组织力！因为，城市圈里，几乎每个人都处于作为中国特色“私民”，为了“出人头地”的“权、钱、性”，而陷入“忙、盲、茫”的身心灵亚健康状态。写到这里，我不得不提到两个事关中国人身心灵健康的严峻情况，一是中国不孕育，据《2012年中国男性精子质量调查白皮书》调查显示，全国约有4000万的男女患不孕不育，约占人口比例为12%-15%，男性不育患者中有两成为精液质量差导致。此外，我国男性的精液质量正以每年1%的速度下降，尤其是司机、白领等更是不育的高发人群。数据显示，我国的捐精合格率为15%-20%（请注意，捐精志愿者多为大学生！）。一是精神病，据中国疾病预防调研中心精神卫生中心2009年初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各类精神障碍患者人数在1亿人以上，严重精神障碍患者人数超过1600万人，每13个人中，就有1人是精神障碍患者；每100人中，就有1人是重症精神病人。2015年9月15日《健康时报》报道，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心理科教授王旭梅介绍，目前中国成年人精神疾病患病率达17.5%，约有1.73亿人患有不同程度精神障碍，其中抑郁症是重要组成部分，不乏患者因病自杀身亡。预计到2020年，抑郁症可能成为仅次于心脏病的第二大疾患。这两组数据，事关种族繁衍、生活质量和人生意义。人啊，非牛、非马，也决非经济学“消费宠物”。时至今日，我们的以消灭乡村文明为目标的资源货币化的以城市化、市场化、国际化、信息化为载体的现代化理路，还不应当改弦更张吗？2010年世博会前夕，我在中国浦东干部学院举办的主题为“创建一个共生世界”的“生态文明的思想政策实践论坛”上曾经提出一个命题：“当今世界最大的政治，是人的身心灵健康”。但是我知道，尽管情况如此，但是中国既有现代化路径一时半会儿根本不可能停下来。既如此，如果这样的城市化在中国真的不可避免，而且还要继续，那么好吧，来点新老经济学思维方式——从现行生活资源货币化的政治经济学到共生经济学（Symbiosinomics）——的过渡如何？就是说，结合“市场经济、政府经济、社区经济三大经济形态”的划分，相应地让现行城市化（市场化、国际化、信息化）继续成为“蓄水池”，主动积极构建“生态化的智慧城市”，鼓励市民自发自觉的“上山下乡”。这是三条并行不悖而互联互助互动的全新路线图：第一，把这个钢筋混凝土丛林，让给“外来的”中外投机家们——让ClusterMap成为中国的“吸金库”、“蓄水池”吧！只是要谨记，如果中国的城市化率已经达到56%，那么这个ClusterMap的扩张空间将不到4%，而且，如果“新农人”、“新上山下乡运动”形成气候，沿海城市居民向中西部迁徙，人口方面有可能还会“缩水”。第二，中国城市化接下来的故事，将是这样展开：以生态文明为导向，以互联网智联网为手段，用PPP的方式试着做一批“生态化智慧城市”——目标是让中国率先全球构建一个“趋零边际成本共生社会”（参看錢宏在“‘十三五’新常态发展智慧城市高层专家论坛”上作的《广义智慧城市的GDE价值参量与普惠共识——创建一个趋零边际成本的全生態共生社会》，2016年5月24日北京丰台区。《地球公民進入生態文明的全新参量》）。这是中国从工商文明的后发国家，转变为生态文明先发国度的必由之路！第三，我要特别强调的是，中国率先全球构建一个“趋零边际成本共生社会”的题中应有之义就是，改变现行大面积转移农村人口的城市化思路，给中国的市民和乡亲们，保留一些（不低于40%的人口）城镇乡村社区生活的空间，以鼓励市民自觉成为乡村文明复兴的主力——不妨称之为“新上山下乡运动”。全球互联互助互动的社会主义生態文明新时代，无论何地，只要有网络，就能连接上全国、全世界。因此，改变现在把最宜居的地方当作旅游地，而把最不宜居的地方当作生活居住地的虚妄。如“北上广深杭重津”就当是你分期的旅游驻足的地方好了，卖掉北上广深杭重津，甚至所有省会及计划单列城市的房产，到三四线城市，特别是山水宜人民风纯朴的乡村去生活吧！来一次积极自觉的“新上山下乡运动”吧，到中西部去，到山水宜居的乡村去！凡此参与笃行者，就立马跨入中国的“中产阶级”的行列成为社会的中坚力量了，而不只是做个“新农人”体验一下生活，更非所谓“颐养天年”。这场新上山下乡运动的历史意义，关乎超越中国人价值取向上的利益羁绊，即：今后是否降低人类活动的能耗而提高能效，将成为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公民“熊彼得式”创新能力的标准。不但A、于整个国家摆脱“集团官本位”的经济、政治、文化及社会结构的转型；B、于恢复国民正常社会生活的自组织机体；C、于自己身心灵健康；D、于城乡生活质量倒悬局面的改变；E、于扭转全民性“机会主义”的时代风气；F、于这片大地的自然循环……都大有裨益。而且，更是参与者作为中国公民，用自己的脚为我们究竟需要什么样的生活方式的一次富有书写历史之意义的“主动投票”（远胜那形式上的“一人一票”），从而不经意间带动人们进入一种健康、简约、高尚、富有尊严而可持续幸福的生活方式，也为构建趋零边际成本的共生社会作出了自己的贡献。这也是共生经济学的中国现代化新路线图。在这样的路线图上，还有机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和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政府经济”条件下带来的“产能过剩”吗？不过我知道，因为习惯，因为方便，因为利益，这张“中国现代化新路线图”，目前还不会有人理睬……“按下葫芦浮起瓢”、“吃力不讨好”的事，还将是中国人不得不面对的一种新常态。但是，我仍然相信，对中国而言，今后五年十年，是三千年来，又一个充满魅力与希望的历史时刻。在过去的一千年中，特别是最近五百年间，世界最重要的历史运动，是西方的崛起，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环大西洋地区的人们（即所谓西方人），经常从其他地方的人们那里秉承思想（精神文化）和技术（工艺文化），从而不成比例地引发并推进了包括中国在内的现代化和后现代化等全球大变局。而新的千年已然开始10余年，前生态社会和当代性已然到来，地球不再是分裂为西方与东方，人类处于又一次历史大变局的前夜，亟需大智慧引领向前！我们的“经济50人”，我们的哲学家、政治家、企业家，我们的80、90、00后们，真的意识到了自己的历史使命与光荣权责了吗？所谓“不忘初心，方得永久”，是指不管用什么语言方式表达，共生法则、共生愿力、共生智慧都存在于每一个人的心中！大自然母亲造就地球生灵之初，本来就是共生的，人类文明特别是工商文明，发展到今天，中国和世界遭遇的各种危机，皆因我们这些个自然之子心中这片共生沃土也是净土，被遮蔽所致！愿我们每个人都发挥自己生命自组织力，先做一项自我“去蔽”的工作，而后都能在这样一片沃土上——优雅从容地休养生息！经济学家们只是用不同方式解释有没有“免费的午餐”，且千方百计诱导人们去竞相获得“免费的午餐”，进而围绕着多重“两极分化”讲述着新老资本论的故事，让世界徒生出各种分裂与冲突，而问题在于，脱离生活常态的生产与资本增值，已然超越自然、社会、人的身心灵健康可承受极限，改变何以可能？这就是作为社会生活哲学的“共生经济学”试图作出回应的问题。共生经济学提出“蓄水池”、“生态化智慧城市”、“新上山下乡运动”三条道路并行不悖相互作用的这个新路线图，毫不含糊地要求，中国人率先全球转变“思维方式上路径依赖与价值取向上利益羁绊”，走向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五百年來誰著史，八萬里路展風流；天人之際生態統，古今之變共生場。愛通乾坤理法術，思接千載德道情；兩岸猿聲啼不住，輕舟又過山萬重。让生产回归生活，改变一下“供需－投资－进出口”的生活资源货币化的经济学思维，用“奥亢姆剃刀”将现行政治经济学中多余的“名相”、“实体”（包括设在超高成本经济基础上的庞大上层建筑架）统统剃掉，在经济学基本理论中引入“共生法则”、“共生智慧”、“共生价值观”，回归到“生产－交换－生活方式”创新的简约思维！这就叫“生态统领，共生为魂”！让我们超越“中国向何处去？”的浮躁与不安，进入同处一片蓝天下的“中国何以处世？”的崭新时代吧！陽子2016年10月5-13日于复旦北苑39－101A开关居 钱 宏：无党派人士、中国作协会员、全球共生研究院院长、“全国优秀中青年编辑称号”获得者、上海社科院经济所特聘研究员、北京相对论联谊会会员、华东师大东方文化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上海师大知识与价值研究所副所长、中国名博沙龙副主席、鄱阳湖文学研究会研究员、中国儒学研究会秘书长、国家九五计划重点工程《国学大师丛书》总主编、复旦大学访问学者联系方式：，手机13818181587，QQ622007755[1]中文“共生”对应的西语词汇，主要有三个:一个是英语、德语的symbiosis，俄语的симбиоз意思与之相当；一个是英语Conviviality。英语、德语的Symbiosis是希腊语源Sumbioun，Conviviality 则源于拉丁语（参见张永缜：《共生理念的哲学维度考察》，《辽宁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32卷第5期，2009年9月，第11—18页）；一个是法语的Co-naissance或commensalism，Co是communicates的缩略，同时法国人也用symbiosis（参看钱宏据《北京晨报》2013年11月3日报道，作《习近平首次提出将“和谐共生”作为中国与其他国家共通发展的道路》，）。综合其意，共生是指两种不同生物体之间所形成的紧密互利互助关系，动物、植物、菌类以及三者中任意两者之间都存在“共生”。人类当然也是共生生物。没有共生现象，地球上就不会存在生命。也许正是共生关系推动了多细胞生物有机体的进化，这就是“共生起源”（马古利斯）。有的科学家认为整个地球就是个巨大的共生有机体。更为奇妙的是，量子力学家们发现在微观世界量子海洋中的“共轭现象”与“量子缠扰”（相距感应），也是共生关系。从19世纪中叶三位俄罗斯植物学家到1873年德国生物学家，以古希腊语Symbiosis对共生现象正式命名，再到美国科学家对共生起源（Symbiogenesis）的证实，共生在西学语境中，同样不仅是生物学的、综合进化的，也是心理学、教育学、管理学、环境艺术设计、社会学的，宇宙学的，当然也是哲学的。美国社会学家帕克（Robert E. Park，1864-1944）曾经创造出共生体系和契洽(Consensus)体系，来认识这个世界（费孝通:《乡土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4月版，第360页）。著名的哲学家怀特海（Whitehead）的过程（process）哲学，以共生（con-crescence，意思为growing- together)和“涵摄”（prehension）为关键词，强调万物之间相互依存感应(connectednessrelatedness)，Prehension，是怀特海自造新词，分别将Comprehension、apprehension去字头改换而成。在美国，不仅有专门的共生学会，还兴起了强调共生精神的社会运动，这就是“深层生态学”（deep ecology）。在“深层生态学”中，“共生”主要是一种智慧，更为确切地说是实践的智慧，这就与中学语境中的共生精神契合了（Arne Naess， The Deep EcologicalMovement: Some PhilosophicalAspects.In: George Sessions. Deep Ecology ForThe 21st Century. (Boston: ShambhalaPublications Inc，1995.）。更为通俗的相应意思，就是Live and let live，即“自己活，也让别人活”（何兆武，第一届全球共生论坛形成的《共生宣言》，2012）或“谋求自己过得好，也要谋求别人过得好”（习近平，2012年7月7日清华大学在“世界和平大会”上的讲话。参看：新华社特稿《“人民是我们力量源泉”——记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2012年12月25日电）。此外，根据日本学者渡边章梧的调查，日语的“共生”对应英文的词语竟有五种之多：symbiosis；conviviality；co-viviance；living together；“co-living and co-existence。其中coviviance为日本社会学者伊东俊太郎所造新词（转自孙国柱《共生学专栏述评》，，详见（日）渡边章梧：《共生学の英译はどれが适しているのか》，《共生思想研究年报2006》（东京：东洋大学共生思想研究センター编，2007），第95页）。中国人提出的“互联网+”“+互联网”的一切展开，只要不是脱离实体经济依托，都是共生思维（两种或两个以上关联方“相互作用，共襄生成”新的人、事、物）自觉不自觉的具体展开。赞赏人赞赏